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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玉博客---智者乐山 仁者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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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处青藏高原海东市的小县城,为生活忙碌,挣钱不多,用相机采撷美的瞬间,收藏不少,用诗歌的语言记录灵感,兴奋点不低。欢迎博友批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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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2016-11-01 16:48:53|  分类: 精彩演讲欣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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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演讲人:许结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演讲时间:2016年3月


2016-09-29 05:53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们讲读国学经典,何谓经典?在古代有所专指,比如《史通·叙事》记述:“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指的是儒家的典籍。今天我们讲读经典,太专或太狭,显然不合时宜,古今中外的典籍,其中有大量的经典,但也不能太过泛化,导致“经”非经,“典”非典,所以概括而言,只有经过历史检验和洗练的、承载文化传统之积极精神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书籍,方可奉为经典。在《庄子》的《天道篇》中有段“轮扁答桓公问”,说的是齐桓公在堂上读书,一个制作车轮的人在堂下问桓公“读什么书”,桓公回答“圣人之言”,轮扁问“圣人还在吗”,桓公说“早死了”,轮扁说“那你读的只是古人糟粕”,指读的是死人书,也就是读死书。我们姑且不说后面的桓公的质疑与轮扁的解答,仅就轮扁所说的话,却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经典视为“死书”来读是没有意义的,读经典是一种与古人的对话,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方能汲取精华,有益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与人生修为。这也是我想讲的“阅读经典与人文情境”。

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许结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会长、《中国赋学》主编、《辞赋》编委会主任、《中华辞赋》顾问。曾受聘为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并受邀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海外高校作学术讲座。主要论著有《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国文化史论纲》、《老子讲读》等。图像由本人提供

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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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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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经典,要有情怀,参与其中,所谓“不隔”之心境。当然,从人生的阅读史来看,随着阅历的不同,读书情境或有不同,当下的生存状态也影响读书心态,所读“对象”的不同,也有情境差距,比如明人陆时雍说“诗道雍容,骚人凄婉”,意指读《诗经》与读《离骚》情境不同,所谓读骚“如逐客放臣,羁人嫠妇,当新秋革序,荒榻幽灯,坐冷风凄雨中,隐隐令人肠断”(引见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甚至“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心各异,不能雷同。所以,我说的人文情境,是指凡读中国古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择要谈四点:

  道德情境

    中国古代文化以伦理文化为主,最重“礼义”,礼的精神彰显于道德观,礼的形式则所谓“衣冠礼仪”,“文章光华”。而“道德”一词,重在“德”,“道”是通往“德”的途径。道德崇高而广大,然古人讲究“践履”(即实践),所以示知广大民众,德教最初或最基本归于一字:孝。“孝者,教也”,教育之教的字源来自孝,所以《孝经》中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古代的农耕经济,极重血缘与家庭,而孝敬父母,友于兄弟(所谓的“孝悌”)为其思想核心。孔子教弟子,也重一“孝”,以之为本,但如何将个体的“孝”发展为“孝文化”,将孝的教育转化为孝的情怀,由此,古人提出了“孝养”、“孝顺”与“孝敬”三层次的义理。《孝经》说:“百善孝为先。”孝如何表现,首在“养”。古代是农耕经济,生活取资劳作,“孝”字取“子”负“老”形象,“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今天的老人已有社会保障,但作为儿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养之义不可丢,养之心不可无,落实到物质层面也是必需的。所以我尝戏对自己的博士生说,你们工作后领取第一个月工资,一定要送父母些什么,第二个月工资买点小礼品给老师也可以,天地君亲师吗!由此“孝养”的生发,中国文化极重“养”,我们讲“养胃”、“养气”、“养生”,古人如孟子也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于是我们谈胸襟谓之“涵养”,讲文明称有“修养”,实际都由“孝养”而来。

    然而,孝仅限于“养”可否?我们来看《论语·为政》所载孔子答弟子问的一段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刘宝楠《论语注》引孟子说:“养而不爱,豕畜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是生存之“养”,还是孝道之“养”,前者同“犬马”,后者乃“人伦”,所以关键在一“敬”字,做到了“孝敬”,才是孝文化的核心,人对“孝”有了“敬畏”之心,才能内化为道德的情怀。古代所推崇的“二十四孝”,其中虽有偏颇,但大多数的故事,显然是这一情怀的形象化表述。在“孝养”与“孝敬”之间,还有“孝顺”,《礼记·中庸》记载孔子曰:“父母其顺矣。”说的是子女对父母之依“顺”中的孝“义”。过去传说闱场中一则笑话:说某举子考经义(八股文),正遇上“父母其顺”题,考文关键在“擒题”,此课宜抓住“顺”字发挥,而该生则误以“父母”开题,所以文章首句却写了:“夫父母为何物也?”改卷官见到很气愤,于是戏批曰:“父,阳物也;母,阴物也。阴阳交汇,生足下之怪物也。”这虽是笑话,但讽刺读书人竟然不通孝顺之理,却是深刻的。

    回到刚才说的孔子说孝敬,敬,就是敬畏,所以宋代理学家为人、治学,无不倡导“居敬”,这是由孝义的敬畏,扩展到对人生与事业的敬畏。而中国文化经典中为何反复强调“敬”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纯粹性宗教的缺失有关。清人沈德潜编《古诗源》收录第一首诗是相传帝尧时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上帝的无奈,是中国人自主力量觉醒的时代强音,但同时从反面理解,人无敬畏之心,往往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这也是先贤之所以重道德自律与反省,乃至“敬畏”的意义之所在。当然,这种孝敬的道德情怀并非“唯我”的,而在于推扩,这就是《孟子·梁惠王上》中引述孟子的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赵岐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爱我之幼亦爱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转之掌上,言其易也。”这已将个人道德提升到一种社会道德。这种推扩功能,又以个人道德为中心形成完整的社会道德体系。如《礼记》中的《大学篇》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宋人朱熹以此教学,视为“大学八条目”,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试想,一个人不知“行己有耻”,不懂“仁则荣,不仁则辱”,焉能修身,不修身,又焉能治国呢?

    说起中国文化典籍中的道德传统,自然想起“高山仰止”这句话,这又使我联想到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两座山,一座是“昆仑山”,我称为“神山”,一座是东岳“泰山”,我称为“人山”(仁山)。昆仑是诸神所在地,如大神伏羲、西王母都是昆仑之神,周穆王西行与屈原放逐,均向往昆仑之墟,如《离骚》“邅吾道夫昆仑,路修远以周流”、李贺《马诗》“忽忆周天子,驱车上玉昆”,追寻的是一种神秘的生命之源。说到泰山,不妨再说一则传说,乾隆五十岁生日时登泰山,拟写书法时想起诗圣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于是想用“一览众山小”写一横幅,不料“一”字写得太高,“览”字又为长体,所以踟蹰而不下笔,文臣纪晓岚在旁立即解围,说“陛下登泰山而小天下”,于是乾隆改“一”为“而”,写了“而小天下”四字。因为孟子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先父允臧先生也曾过泰山写诗云:“造化钟灵人杰在,名山圣哲两依存。”泰山之尊在于孔子,孔子之尊在于整理六经,有一个“周公梦”(即梦周公的礼治梦),构建一个以德教为中心的礼义共同体。在古代,无论君王,还是臣民,都要居职以德,即“有德者居之”,而防止败德、失德。而德的实行,又是孔子所说的“因民所利而利之”的治国理念与社稷情怀。

  学术情境

    中国文化经典,始终贯穿着主智与求真的精神,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即是学术的情境。在经典中,绝对真理易识,相对真理难求,而像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类的探寻,更重要的是对相对真理的认知与理解。在古人的笔下,这种求知求真的心态,往往以一种情境展开。如朱熹有首小诗叫《观书有感》,他是这样写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后人编的《濂洛风雅》收了这首诗,称谓“言日新之功”。我们看这首诗,写的是读书,却寄意物象“方塘”、“鉴(镜)开”、“天光”、“云影”,补足其形、其景、其境,妙处在第三句“清如许”一问,末句“活水来”一答,不着痕迹的将人生治学、积学、求知、求真,以至触类旁通、豁然开朗的“日新之功”体达而出,创造出的就是一种学术的情境。在如此情境中,我们阅读有关孔子的“主智”言论,就会在愉悦的心境中得到启迪,汲取智慧。如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是区分了知识与智慧的辩证关系;他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强调的是学与思并进而不可偏废的道理。在《论语》首章《学而篇》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人们对“学”的解释已多,而尝忽略了“习”字的重要性,东汉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习”说:“鸟数飞也。”试想,小鸟在天空自由地翱翔,是多么的欢快,如失去了这般的自由与愉悦,鸟儿即使被富贵地豢养,也只能如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画眉鸟》所咏叹的:“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学习也是如此,鸟不飞固然痛苦,人不学岂不也痛苦?我们的施教者与求学者都能视治学与求知为人生大快活的事,才能真正传递古代经典中的主智精神,而这种智慧就在古人不经意的言谈间。

    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这可从学术的对待关系来考察。我想可择要说三点,分别是“博与精”、“渐与顿”、“得与失”。

    先看“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以文学创作为例,我们读《诗经》首篇《关雎》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又如屈原《离骚》首四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何谓“摄提”,指古代纪年法太岁在寅的“摄提格”,这又与古天文学相关。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无隅”的境界。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可谓精益求精。从创作来看,汉代赋家张衡写《二京赋》花了十年,唐代诗人贾岛为两句诗想了三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垂),并以“僧敲月下门”一语之“敲”或“推”孰佳,流传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推敲”故事。宋人王安石有首著名小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诗的字眼是“绿”,一个颜色字极形象地点亮了整个春的世界。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此字初为“到”,以为不好,改为“过”,后又改为“入”,再改“满”,改了十几遍,最后定为“绿”。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

    次述“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这种渐进方法,也表现在古代学制的要求,如《礼记·学记》分述大学之道的九年教育:“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渐习积累知识,增进学养。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偈语予众僧修习,所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有一柴房小僧惠能以为不佳,复作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传衣钵予惠能,成为六祖。惠能南行传教,于是禅宗有了“南能北秀”与“南顿北渐”之说。这种顿悟思想也影响了传统的儒学教育,比如宋代“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是典型。据《宋史·杨时传》记载:“游酢、杨时初见伊川(程颐),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这表面说得玄乎,其实有内在的合理性,因为程颐见游酢、杨时如此求知若渴,坚忍不退,所以并不指教,喻示有如此好学精神,自必有成的内在意义。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

    再谈“得与失”。学习经典,无非是要有获得,而经典本身给我们的诸多训示,也强调人生有“得”,无论是“得利”,还是“得道”。然而,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老子是大智慧者,他曾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老子》第十二章)这就是韩愈在《进学解》中说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害处。林语堂曾英译《老子》,传播西方,他又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一隽旨名言来自老子的话,倒是可信的。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论获“利”而忘“义”,从而舍利而求义的思想也是默契的。

  艺术情境

    人,是物理的人,是生物的人,更应该是有趣味的人。我们说“品味人生”,正包含了这种趣味。宗白华先生有篇文章叫《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认为人生有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教五种境界,所谓“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之间……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是艺术的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而我们如何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首先在于我们要有一种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这种互为,正是艺术的情境。

    我的一位学界朋友曾借用古代的“佳人之咏”即“秋水蒹葭”、“人面桃花”、“红叶题诗”谈诗学中的执着、感逝与向往,非常形象而精彩。我想,这三段故事也能借助阅读经典而达致艺术之情境化的进阶程序:“秋水蒹葭”,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追求。典出《诗经》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以及不占有的情怀,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人面桃花”,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回忆与反思。典出唐代《本事诗》记载的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或名《人面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的背景故事是:崔护作为一举子参加科举考试,信马来到一片桃花盛开之地,因口渴求饮于一户人家,家中有一美丽女子,这使崔护难以忘怀,到第二年的同一天,他再次来此寻找旧迹,结果桃花依旧,人已不见,因作此诗。这一情事又被引申到对往事的回忆,同样可以引喻为某种反省精神,耐人寻味。“红叶题诗”,表现出一种对自由精神和向往。这则故事出处很多,故事的主人公记述也不同,其中《北梦琐言》记载最详细,说的是唐代举子李茵在京城时,某日游览到宫殿外,于“御沟”(皇宫的护城河)中拾得流水中一片红叶,上题有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是宫内的一名宫女写的,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生自由的追求。而中国古人又将此故事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艺术境界与学术境界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以为“象征”。古代文学经典中这种例证极多。例如《诗经·采薇》所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东晋宰相谢安曾问他家的子弟“毛诗中何句最好”,谢玄回答就是这句。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依依尽杨柳之貌”,“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宋代词人柳永有首《雨霖铃》赠别词,写得离情愁绪,凄婉精美,然全词的艺术高潮,则在“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在古代文学创作中,最无趣的是科举考试的文章,围绕科举的事情,最多的也是“登第”而大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落第”而大悲(弃置复弃置,心如刀剑割)的情绪波动而已。可是在古代经典中,就这样无趣的事,却留下了很多极为有趣的经典佳话。举其中一例:唐代一位来自浙江的举子朱庆余,参加在京城长安举行的进士科考试,考前他将“行卷”投给在水部做官且有名望的张籍,请为推荐人。考试后他想试探考得怎样,录取与否,并未落俗写谄媚信函,也不做送礼之俗事,而是呈诗一首:“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赠张水部》)诗中的舅姑(公婆)指考官,夫婿指张籍,主角新媳妇自然是自己。张籍得到此诗,也不卖关子,更不以此要挟,而是复诗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前面说过,朱庆余是浙江来的考生,浙地何女最美,曰“西施”,所以诗开头“越女”一语双关,是西施,也是该考生的文章,诗意非常明确,你中第了,而且高中。我也曾想风雅一番,“梦回大唐”。多年前,我的一位来自成都的考生,要读我的博士,他擅长吟诗作赋,于是在决定录取他时,我特意在“博客”上写了首诗(他常看我博客):“蓬门今始为君开,契翕蓉城忆旧醅。赋笔诗情同一脉,潜心学术莫徘徊。”首句借用杜甫诗,使说事更明确。可惜等来的是该生的咨询电话,而不是风雅情深的和诗。后来他也遗憾失去这“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机遇,又写了很多诗给我,由于他读书努力,进步很快,现在已是一所大学某研究院的院长了。

  自然情境

    在阅读文化经典时,我时常感受到古人顺应自然的思想,包括人生顺其自然的观念,珍惜自然的情怀,但这种顺应的内在核心,却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情境。宋代思想家张载在他写的《西铭》中说:“乾为父,坤为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谓“民胞物与”的情怀,已包涵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利而不相害的思想。这一观念源自古老的《易经》文化,前贤为了统合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家庭,将《易》之八卦“乾、坤、震、坎、艮、巽、离、兑”之卦象与自然中的“天、地、雷、水、山、风、火、泽”之物象,以及家庭组合之“父、母、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的人伦之象结合,组合成一完整的兼容自然与人伦的亲和体系。这种珍惜,是可贵的情怀。

    我前面说过孔子的“周公梦”,是经典中的礼治梦,与这个梦相对应的是庄子的“蝴蝶梦”,那就是与天地同情的自然梦。与儒家经典相比,道家经典中更多对自然的关怀,因为珍惜自然,就是珍惜自己,就像我们今天保护地球,等于保护自己一样。在《庄子》书中,有关珍爱自然的记载极多,最有意味是“庄周梦蝶”与“濠梁之辩”。“梦蝶”故事在《齐物论》中,庄子自述梦为蝴蝶,就是蝴蝶,但醒后成了庄周,所以不知蝴蝶梦为庄周,庄周梦为蝴蝶?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物化”。因为在庄子看来,人与蝴蝶都来自自然,终归还要返回自然,可谓是相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彼此的亲近也就不言而喻了。

    “濠梁之辩”在《庄子》的《秋水篇》中,也是一段有关自然的精彩问对。说的是庄周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惠施属名辩学派,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而庄子是自然学派,倡导的是趣味判断,是典型的“物化”观,人与天地并为“三才”,共生共济,才能有如此“鱼乐”之境,亦即我说的自然情境。这又使我想起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一段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人类经济快速发展、人类自然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的当今社会,庄子“乐自然”与苏东坡的与自然“共适”的说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光明日报记者郑晋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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