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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玉博客---智者乐山 仁者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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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族群问题】试论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  

2016-12-03 19:16:34|  分类: 穆斯林天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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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族群问题】试论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


文章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问题一直是影响叙利亚国内政治的重要问题。由于它的形成原因包括地缘政治、族群教派的地域集中、伊斯兰逊尼派与其他族群和教派的矛盾、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因而是个复杂的历史性问题。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族群、教派和地域忠诚本身容易重叠,且与部落联系紧密;族群、教派和地域团体有时会与经济阶层重叠;军队对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影响至深等。

关键词


叙利亚;族群;教派;忠诚

作者简介


王霏,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12BSS013)、山西师范大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研究”(YS1505)以及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重点项目“市民社会心理危机与中东城市动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正文


叙利亚地区自古以来便是各族裔群体与宗教、教派群体聚居的家园,现代叙利亚国家建立后仍保持了其多族群国家的特点。在叙利亚,由于族群中包含一种特殊情况,即以宗教、教派为认同基础的教派群体(下称“教派”),且包括教派在内的族群常常以部落为单位,长期聚居在某些地域,形成较为强烈的族群及地域认同。一方面,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常常给叙利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造成巨大困扰,并最终在2011年春开始的叙利亚危机中得到总爆发,导致叙利亚民族国家认同缺失,从而加剧了叙利亚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族群、教派、地域忠诚本身也因各因素之间的重叠与相互作用而变得异常复杂。

为了更清晰地阐述叙利亚的族群问题,本文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族群”和以宗教为纽带的“族群”即“教派”分别进行论述。

一、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概况

当今叙利亚的主体族群为占总人口90.3%的阿拉伯人,其余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土耳其人等非阿拉伯族群,约占总人口的9.7%。叙利亚的官方语言及全国通用语言为阿拉伯语,但也有人使用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切尔克斯语和阿拉姆语等。

叙利亚的主要教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其人数占总人口的74%,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其他穆斯林派别占16%,基督徒(包括希腊东正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等多种派别)占10%,犹太人最少,大约只有250人。

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并非平均分布在整个叙利亚,而是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不同族群、教派经常在不同程度上聚集于不同行政区。根据这种情况,本文引用尼克劳斯·范·达姆的分类法,将占少数的“族群”与“教派”(统称“少数派”)再区分为“集聚的少数派”和“分散的少数派”。前者的人口主要集中于某一地区,形成当地的多数,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后者则分散在多个地区,缺乏影响力。例如,在叙利亚少数教派中,基督徒散布全国,在各地都没有绝对影响力;而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则集中于特定地区,形成地方多数。

从叙利亚各省的教派分布情况来看,逊尼派在除拉塔基亚和苏韦达两省外的各省都占人口多数;在拉塔基亚省,阿拉维派占多数(占62.1%),农村地区居住着占当地人口12.8%的希腊东正教徒(希腊东正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在苏韦达省(也被称为德鲁兹山区),居住着占当地人口87.6%的德鲁兹派及人数相对较多的希腊东正教徒和其他基督教社团,而逊尼派在该省人口不到2%,是所有省份中最少的;在哈马省,虽然逊尼派占64.6%的多数(主要居住于省会),但伊斯玛仪派(占13.2%)和希腊东正教徒(占11.0%)的人数也相对较多,并主要集中在省会周围的农村地区;而叙利亚的伊斯玛仪派主要集聚于萨拉米亚(Salamiyah)和马萨亚夫(Masyaf)地区,构成当地多数。可见,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马仪派都属于“集聚的少数派”范畴。此外,叙利亚的“集聚的少数派”还包括主要居住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的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

由于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家中的少数派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而“集聚的少数派”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度明显比“分散的少数派”更高,且他们更具备进行反政府活动的力量,因此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威胁更大。针对这种情况,本文着重对以上四个“集聚的少数派”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

(一)阿拉维派

阿拉维派于9世纪中叶创立,是什叶派中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又称“努萨里派”。该派受斯诺替教、基督教及琐罗亚斯德教影响,形成了混合的伊斯兰教思想。他们尊崇阿里为万物创始和复兴的神,但并不崇拜他;他们相信轮回;允许危机时刻使用“塔基亚”(隐瞒自己的信仰)原则;在宗教仪式上,他们认为不必进行礼拜,信徒不封斋、不朝觐、不崇拜圣地。除伊斯兰教的节日外,他们还庆祝许多源于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他们也举行“弥撒”,饮红酒吃面包。

由于信仰上的独特性,阿拉维派长期被逊尼派甚至什叶派看作是异端并受到迫害,最终不得不生活到边远的山区。

如今,大约75%的叙利亚阿拉维派居住于拉塔基亚地区,构成当地多数。由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对阿拉维派教派忠诚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因而本文在分析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特点时,将居住于拉塔基亚山区的阿拉维派和居住在拉塔基亚平原、沿海地区的阿拉维派作了区分。总的来看,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具以下特点:

首先,绝大多数阿拉维派居住在山区的乡村,从事农业,他们是拉塔基亚农业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在拉塔基亚的沿海城镇,逊尼派和基督徒为当地多数,阿拉维派的势力较弱。因此,拉塔基亚地区城乡和阶层差别有时比教派差别更为突出。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期与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拉塔基亚城乡差别巨大,农民常被迫将他们大部分收成交给城市地主和商人作为税收,市民有时还与外国人勾结榨取赤贫农民的钱财。其次,在山区的阿拉维派中,部落纽带更有影响力;而在沿海平原的阿拉维派中,部落纽带已近消失,家庭成为重要的社会单位,家族的团结性趋于加强。再次,平原和沿海地区的阿拉维派在经济上受到逊尼派及基督徒的控制与剥削;而那些居住在封闭山区的阿拉维派却在经济上突现了独立发展,这里阿拉维派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对较高。最后,也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拉塔基亚山区的阿拉维派受到本教派人的剥削,而拉塔基亚平原和沿海的阿拉维派社区则没有这一现象。

阿拉维派包括四个主要部落联盟:哈亚吞(Khayyatun)、哈达顿(Haddadun)、马塔维拉(Matawirah)和卡尔比亚(Kalbiyah)。

他们分散在拉塔基亚及其周边地区,许多村庄及其土地分配给属于不同部落的家庭。联盟内部又分为多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大多甚至还有自己的宗教领袖,而部落联盟有时会有多个领袖。虽然宗教领袖的权力范围不如部落领袖,但他们具有较强的思想感召力与社会影响力。有时,宗教领袖会通过争取部落领袖的支持者或干脆取而代之来削弱部落领袖的权力,彰显自己的影响力;有时,宗教领袖和部落领袖属于共同或相近的家族,代表共同的利益。

由于部落和宗教领袖们掌握着土地,因而他们控制着当地农民和宗教信徒,很多部落领袖也是宗教领袖,部落农民的地位堪比农奴。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这样的宗教—部落—封建关系存在于阿拉维派世家阿巴斯(Abbas)、坎基(Kanj)和穆尔西德(Murshid)家族及其领导的信徒之间。

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山区从前是叙利亚最贫困、发展最落后的地区,在很多方面落后于本国其他地区。在叙利亚独立之后,尤其是在1963年复兴党执政后,尽管阿拉维派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拉塔基亚地区仍比其他农业省份贫穷。

在20世纪60、70年代,阿拉维派山区和拉塔基亚地区的阿拉维派出现了大规模的迁居。迁居的阿拉维派有的强占了其他宗教少数派如伊斯玛仪派的地盘,有的则迁到较低的平原和城市,这导致哈马省和霍姆斯地区阿拉维派村庄的数量成倍增长。

(二)德鲁兹派

德鲁兹派创建于11世纪,为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德鲁兹派的教义受到诺斯替主义的影响,主要包括:信安拉;信奉其创始人、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哈基姆为“安拉在大地上的代理人”和“隐遁的伊玛目”;相信宇宙万物是安拉通过宇宙智慧依等级次序流溢出来的;相信灵魂转世说,认为好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恶人会转化成猪、狗等动物;

主张简化宗教礼仪,不重视伊斯兰教的礼仪,不设清真寺,不斋戒,不朝觐,只过阿舒拉节和宰牲节。该派内部实行等级制,将信徒分为“知秘者”和“无知者”两个等级,允许使用“塔基亚”原则。该派在历史上也被逊尼派等视为异端。

叙利亚超过90%的德鲁兹派居住在南部的苏韦达省,其地区集聚性比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更高。与阿拉维派聚居地不同,由于苏韦达的农村和城市的主要居民均为德鲁兹派,因此不仅没有出现拉塔基亚地区的城乡差别,而且苏韦达的传统精英也都是德鲁兹派,不像在拉塔基亚地区的精英阶层包括了阿拉维派、逊尼派以及少数基督徒。

在德鲁兹山区,占多数的德鲁兹派未受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成员的控制,社会经济和阶级差别都存在于德鲁兹社团内部。其结果是,一方面,苏韦达省的居民具有更强的社会凝聚性,尤其当政府试图将权力扩展到德鲁兹山区时,苏韦达的德鲁兹社团便常常显示出巨大的团结精神。另一方面,苏韦达和拉塔基亚地区都存在强烈的地区认同,但前者较后者弱。相对德鲁兹派在苏韦达的绝对势力,阿拉维派在拉塔基亚势力较弱,因此拉塔基亚的地区认同更加突出,其地区(沿海城镇与山区农村)间的紧张度也强于德鲁兹地区。

当今生活在苏韦达地区的大多数德鲁兹派都是17~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从黎巴嫩、巴勒斯坦或阿勒颇地区迁徙过来的移民的后裔。此后,那些移民的家族或部分部落便掌控了他们定居的地区或村落,成为当地的多数,有时甚至整个村落成员都属于同一个大家族。苏韦达地区德鲁兹社团的领导权长期以来一直掌握在哈马丹家族手中,他们对待德鲁兹农民如同农奴,不仅不给土地所有权,而且统治手段粗暴。1868年,当地领导权落入著名的阿塔什(al Atrash)家族手中,他们继续镇压农民,直到1890年才在当地大规模反封建运动的冲击下做出了一系列妥协,包括承认长期在土地上耕作的当地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等。此后,阿塔什家族成员中一些失去土地的人或被迫成为季节工,或迁移到城市以期改善经济状况。

总的来说,德鲁兹社团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建立在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差别之上的严格的家族等级制度,并将其应用于重要的社会实践与行动中。像阿塔什或阿布·阿萨里(Abu Asali)这样著名的德鲁兹家族就是利用其家族的传统威望在当地选举中胜出的。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家族的权力遭到了严重削弱。

(三)伊斯玛仪派

伊斯玛仪派为什叶派的一个极端支派,创建于8世纪后半叶。该派认为阿里的第六世孙伊斯玛仪为第七世伊玛目也是最后的伊玛目,并吸收了许多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认为宇宙是神的本质的流溢,且所有宇宙现象、历史事件均具有7个分期。伊斯玛仪派内部分若干等级,传教等宗教活动都采取秘密的方式。

叙利亚的伊斯玛仪派大约有80%定居在中心城市哈马的农业区马萨亚夫和萨拉米亚地区,从事农业耕作。萨拉米亚在9~10世纪是伊斯玛仪派聚集的中心,11世纪,很多伊斯玛仪派信徒为了避难逃往拉塔基亚山区,主要定居在马萨亚夫和乔本斯镇周围。在此期间,他们被迫逐渐从农村移居到城镇,并努力在当地争取社会和经济主导地位。在拉塔基亚的农村地区,阿拉维派普遍对伊斯玛仪派持敌对态度,而后者于1845年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将萨拉米亚夺取为帝国领土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

叙利亚独立后,萨拉米亚地区的伊斯玛仪派在经济和社会上都获得了比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派更快的发展,后者则维持相对贫穷落后的状态。相比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扎根于城市,尤其在1963年复兴党夺取政权以后,更多的伊斯玛仪派信徒迁居到城市。

(四)库尔德人

在中东地区,库尔德人目前人口约3,000万,是仅次于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他们是西亚地区的古老民族,在历史上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是典型的“跨界族群”。库尔德人分散于中东和外高加索地区,尤其是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及叙利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其生活的地方在历史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自11世纪起便开始定居叙利亚地区。12世纪,库尔德人、叙利亚历史上著名的领导人民战胜十字军东侵的萨拉丁建立了阿尤布王朝,统治着叙利亚和埃及。库尔德语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一个分支,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使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大部分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都会使用库尔德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但如今有些居住在城市,特别是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只会讲阿拉伯语。

相比其他叙利亚少数族群,库尔德人问题更为特殊。库尔德人虽然在族裔上属于少数族群,但他们在宗教上大多信仰伊斯兰逊尼派, 此外,其教义还受到苏菲主义的影响,也有一些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和雅兹迪教(Yazidi)。

属于占多数的教派。其实,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之前,库尔德人还不算真正的“少数族群”,也没有所谓的“族群意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促使其慢慢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族群”。

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时期,一些土耳其库尔德人由于对政府改革政策不满而大批迁居叙利亚。如今,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叙利亚北部的艾因阿拉伯(Ayn al Arab)、库尔德山脉(Kurd Dagh)和杰齐拉(Jazira)三个孤立的地区,人口总数为150万~2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9%,是叙利亚人数最多的也是最主要的少数族群。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多数过着定居生活,少数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生活,保留着传统部族的关系纽带。总体上说,库尔德人长期不信任任何政府,对部落的忠诚远甚于对叙利亚国家甚至库尔德民族的忠诚,但这种传统态度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如今,与叙利亚阿拉伯人杂居的库尔德人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与阿拉伯人并无二致。农村库尔德人以务农为生,城市库尔德人大多为工人、手工业者,还有些成为工头、企业管理人员、公务员、军人,甚至少数获得了较高职位。

除了以上的“集聚少数派”以外,还有一个少数族群值得一提,即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时期的外高加索地区,除了现在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外,其他亚美尼亚人主要散居在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塞浦路斯等国。亚美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亚美尼亚语族,并有自己的字母体系。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大多信仰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派 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派,形成于4世纪初,因其创始人名为格里高利而得名。它是基督一性论派,在仪式上与正教派差别不大,该派圣书和祈祷文都是用亚美尼亚语写成,宗教活动也主要使用亚美尼亚语。在叙利亚,该派的主要信徒为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叙利亚地区,由于1915~1916年土耳其政府对生活在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镇压,大量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逃到叙利亚。如今,叙利亚大约生活着30万亚美尼亚人,集中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大城市,其中大马士革的亚美尼亚区(Hayy al Arman)为叙利亚最主要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他们主要居住在城镇,从事医生、律师、商人、小手工业者等职业,很少有人在政府部门工作。

不同于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的“民族”观念比较强,受阿拉伯民族同化程度较小。一些亚美尼亚人的领袖强烈反对与其他民族融合,强调维护亚美尼亚民族特性的重要性。他们拥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语言的报纸、自己的“民族”学校,并大多用亚美尼亚语进行宗教活动。

二、叙利亚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成因

叙利亚的传统社会孕育了人们对族群、教派和地域的认同,继而使其产生了较强的族群、教派和地域忠诚,并对叙利亚现代民族(国族)认同构建构成了极大挑战。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和地域忠诚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总的来说,促使这些忠诚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地缘政治因素

第一,叙利亚地区民族、族裔构成的多元化。由于叙利亚地区在近代以前常常被不同民族征服,是部落和民族迁移的走廊,因而该地区一直是不同民族、宗教社团交汇、融合的地区。这种融合有时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有时是以武力手段实现的。古代叙利亚地区居住着亚摩利人、迦南人(或称腓尼基人)、阿拉姆人、希伯来人、亚述人等塞姆人 “塞姆人”(Semite),旧称“闪米特人”或“闪族人”,起源于阿拉伯半岛,是古代西亚地区说塞姆语的居民。塞姆语系主要包括阿卡德语、亚摩利语、迦南语(又称腓尼基语)、阿拉姆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使用上述语言的民族分别被称为阿卡德人(也称亚述巴比伦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又称腓尼基人)、阿拉姆人、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当今生活在西亚、北非的大部份居民,都是阿拉伯化的古塞姆人后裔。

民族,建立过辉煌的塞姆人国家,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字(腓尼基文字)、文化和心理素质。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征服新巴比伦后,古叙利亚一度进入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包括东罗马人)等印欧语系人统治的时期。 希腊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64年统治叙利亚地区,并在其帝国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希腊化运动,但希腊化进程主要在城市展开,农村地区的叙利亚人大多保持其原有民族、文化特点。在经历了希腊化时期及罗马统治的600年后,叙利亚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有了很大改变,但仍有一部分叙利亚人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征及其文化的独特性。

公元636年,阿拉伯军队征服叙利亚,叙利亚从此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一员。 公元661年至750年倭马亚王朝时期,大马士革为帝国首都,叙利亚因而成为统治西亚至西班牙广大区域的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商业中心。

11~13世纪,叙利亚遭受十字军东侵,13世纪后,叙利亚被马木鲁克王朝统治,1516年又被纳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 1453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作为帝国的首都。1516年,奥斯曼打败马木鲁克军队,从其手中夺得叙利亚,并以大马士革为行政中心统治当地长达4个世纪之久。

由于长期受外族统治,叙利亚的居民习惯以族群、部落为单位聚居在一起,从而形成持久而强烈的族群、教派和地域忠诚。

第二,叙利亚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一神教都起源于叙利亚所属的广大地区,此后这里又不断发展起具有各自独特信仰和仪式的教派和学派。各宗教与教派的发展导致了不同部落与族群的差异,促使教派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政治与宗教的多样性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最终,叙利亚地区的居民常以部落为单位隶属于不同教派团体,逐渐形成教派认同与教派忠诚。

第三,难民的不断入境。叙利亚地区时常是周边地区因自然灾害、政治或宗教迫害而形成的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以家族、团体为单位定居在叙利亚及其周围地区,为当地产生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埋下了伏笔。

(二)各族群、教派在地域上相对集中

首先,叙利亚各族群、教派的地域集中导致各族群、教派群体的差异得以保持并加强,从而催生出族群、教派、地域忠诚。

其次,多数派与少数派在地域上的相互隔绝及环境优劣差异进一步加深了少数族群、教派的身份认同。从安全角度考虑,由于占人口多数的传统族群尤其是逊尼派的安全较有保障,因此常常居住在便于中央控制的河谷和较为开放的平原地区;而不愿接受中央政府控制、在历史上频繁受到迫害的族群、教派则通常迁徙到较为封闭的山区和中央鞭长莫及的沿海地区,以便其生活不受干扰。例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都主要居住在偏远的地区。由于前者的居住与生活条件明显优于后者,这进一步加剧了两者的分化与各自对自身社团的认同与忠诚。

最后,叙利亚少数派聚居地区的地理特点进一步培养了这些地域中居民强烈的地域忠诚,并使这种地域忠诚与族群、教派忠诚相联系。这一因素尤其体现在地势险峻的拉塔基亚山区和德鲁兹山区。由于这些山区地势险要、相对封闭,中央权力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其居民也难以与外界交流,因而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各族群、教派团体的特征与独立状态,滋生出居住其中的少数派对外界尤其是逊尼派政府深刻的敌意和对本族群、教派强烈的忠诚。

(三)伊斯兰教逊尼派对其他教派和族群的排斥

叙利亚地区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版图之后,伊斯兰教逊尼派统治者对其他族群、教派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地区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发展方向。对待这一因素,我们要从两方面来审视。

一方面,伊斯兰教具有一定的包容性。第一,伊斯兰教一向视基督徒和犹太人为“有经典的人”,因而作为逊尼派的统治者对他们相对比较宽容,允许他们保留其宗教组织、宗教信仰、礼拜场所以及个人身份,甚至对基督教和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也不进行过多干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特殊地位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社团被官方承认为“米利特”(Millet),即“宗教团体”。由于这些保护,他们的宗教特点得以保持,尽管其代价是成为二等公民。第二,伊斯兰教宣称“穆斯林皆兄弟”,因而作为阿拉伯人的统治者对待皈依伊斯兰教的外族人也基本一视同仁,在教内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例如,中东地区主要的族群如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等对彼此都相当宽容。这些宽容政策客观上鼓励了这一地区族群、教派多样性的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逊尼派长期对伊斯兰教内部的少数派采取敌视态度甚至迫害政策。逊尼派历史上一直视什叶派和其他教派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等为“异端”,对其态度比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等 “非穆斯林” 更为苛刻,甚至常常对其进行迫害、屠杀等。在现代民族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开始流行以前,人们对自身的认同不是沿着“民族”路线,而是主要依照“教派”来进行的。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占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并不觉得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是在受“外族”统治,而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却有被异族统治的感受。时至今日,叙利亚居民仍倾向于按宗教信仰认同自己为逊尼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希腊东正教徒或犹太人等等。

(四)法国委任统治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

在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法国委任统治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对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侧重阐述这两个时期政府的民族政策对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发展的影响。

1.法国委任统治时期

法国委任统治建立(1920年)之前,叙利亚少数教派已经在西方的保护下提高了自己的权利,导致奥斯曼政府及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将他们看作是帝国内部及伊斯兰世界内部“潜在的叛徒和西方殖民主义的代理人”,致使双方矛盾不断加剧。但总的来说,叙利亚的族群、教派结构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占统治地位,少数族群和数教派处于劣势的传统状态。 而法国委任统治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根本改变了叙利亚的族群、教派结构以及族群、教派、地域忠诚的情况。

(1)法国委任统治改变了原有的族群、教派结构

首先,法国委任统治初期,委任统治当局为了分裂反法势力,支持少数教派聚居地区独立建国改高度自治,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族群结构。1920年8月30日,法国当局宣布将贝鲁特、的黎波里、西顿、提尔(逊尼派占多数的沿海地区)、贝卡谷地(什叶派与基督徒混居区)和巴勒贝克并入原黎巴嫩省,组成大黎巴嫩,导致以基督教宗教群体为主的黎巴嫩从以伊斯兰教宗教群体为主的叙利亚中初步“独立”出来,为其日后独立埋下了伏笔。1921年8月,委任统治当局宣布亚历山大勒塔为“自治区”,从而导致以“土耳其人”为主要族群的亚历山大勒塔实现初步“独立”,该地区最终在1939年并入土耳其。委任统治当局又先后以教派差异为依据,在1920年8月30日在以阿拉维派为主要教派的拉塔基亚阿拉维派聚居区建立“阿拉维派国”(又称“阿里教派国”);稍后在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主要族群、教派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分别建立独立区;1922年在以德鲁兹派为主要教派的叙利亚南部德鲁兹派聚居区建立“杰贝尔德鲁兹国”。虽然这种区划在委任统治时期还有变化, 但这种以族群为依据分化叙利亚的办法极大破坏了当地原有的族群、教派生态。

其次,由于委任统治当局在政治、经济及军事多方面扶植叙利亚少数族群,导致后者的力量逐渐增强,进而改变了原有族群结构中的力量对比。法国统治当局通过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对叙利亚少数族群尤其是少数教派予以政治扶植、经济援助与军事支持。在法国划分的各单独行政区里,委任统治当局拉拢少数族群领袖充当地方行政长官(没有实权);将公有土地分配给少数族群的大地主;利用少数族群长期遭受民族、宗教歧视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从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教派中招募士兵组成特殊部队支队,并对他们进行正统的军事教育,使其承担维护治安和镇压地方逊尼派阿拉伯人起义的任务,进而成为整个委任统治时期法国殖民者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这些分化阿拉伯民族力量、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起义的办法客观上增强了叙利亚少数族群、教派的力量,逐渐改变了叙利亚少数族群、教派的地位,为日后他们成为叙利亚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

最后,法国的委任统治加深了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以及各少数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叙利亚族群结构中的分离性增强。一方面,委任统治当局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尤其是从少数族群中招募士兵镇压当地起义的政策,加深了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矛盾。少数族群将当兵看作是自己翻身的唯一机会,而作为多数族群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则将其自愿入伍看作是“背叛”;另一方面,委任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也同样应用到了少数族群内部,委任统治当局通过在各部落、宗教领袖中挑拨离间而增加其内部矛盾,导致叙利亚族群问题愈加复杂。

(2)法国委任统治改变了少数族群、教派的认同

委任统治当局实施的“民族分裂”政策不仅改变了叙利亚族群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其内部的族群认同,为日后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带来了极大麻烦。这一时期叙利亚族群认同的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少数族群首次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实体,加深了少数族群及多数族群各自的族群认同。19世纪西方大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干预本来就已经加强了叙利亚少数族群作为政治团体的身份建构,而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给予他们“独立国家(自治区)”的地位让他们首次体验到合法自治的经历,加深了其族群认同。与此同时,多数族群的一些成员也逐渐增强了自己的族群认同,把少数族群看作是异族群体,这也和法国的鼓动有关。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第一任高级专员古罗将军为了证明“分而治之”政策有理,曾对当地贵族演讲说:“先生们:法国在你们当中建立和谐和民族自由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自治国,其目标和结果就是满足特殊人士的需要并给所有人创造和谐”。这种灌输明显有意将培养族群身份和建立一个新的和谐的“叙利亚国家”的目标分割开来。这种分化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由于中东宗教和族群社团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法国人利用这一特点制造了所谓“特殊主义者的要求”为己所用。因此可以断言,“法国人并不是鼓励形成叙利亚本地的管理机构以备其独立,而是创造延长自己统治的环境”。

其次,族群认同正式与地域认同联系起来。在法国委任统治初期,一方面,委任统治当局为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镇压阿拉伯民族起义而蓄意煽动教派、部落忠诚,把这种忠诚描述为和谐的状态。此外,委任统治当局还通过将一些少数族群聚居区确定为某些少数族群的自治国(区),使原本和族群夹杂在一起的“地域”因素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族群如阿拉维派、德鲁兹派由于得到了在当地自治的地位而形成了当地的多数派,从而导致其“地域主义”情绪的高涨,加重了叙利亚少数族群的分离主义,使“地域认同”成为阻碍叙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及认同的又一重要因素。

2.复兴党统治时期

首先,复兴党统治时期由于复兴党、军队这些把持朝政的统治者中充斥着大量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教派成员,导致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教派的地位大幅度提升。这必然引起阿拉伯逊尼派的心理不平衡和教派忠诚的加强。

其次,复兴党上台后推行世俗化政策,倡导宗教、教派平等的观念。总的来说,复兴党统治时期,虽然政府提高了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族群的地位,并在其权力中心任用大量少数族群成员,但官方并未刻意强化教派认同,而是采用世俗的“复兴社会主义”倡导“阿拉伯民族统一”。在国家政策上,复兴党政府倡导叙利亚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与和睦,并对一些有潜在分离倾向的少数族群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因此,复兴党统治时期,少数教派忠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再次,复兴党执政后进一步强调叙利亚国家的“阿拉伯属性”,否认库尔德人的族群特性,压制库尔德民族主义,对他们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强化了库尔德人的族群忠诚。实际上,政府对其他少数族群例如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的政策并不是如此,政府仅仅将库尔德人看作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因而其 “阿拉伯化”政策主要表现在解决库尔德人问题的政策上。阿萨德时期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办法主要有:第一,削弱库尔德人的凝聚力。政府将从国外移居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称为“外国人”,剥夺其公民权;而将长久生活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迁移到阿拉伯人聚居区,将阿拉伯人迁徙到库尔德人地区,加速他们的融合,削弱库尔德人族群的凝聚力和族群认同。第二,限制库尔德人的社会与文化权利。政府规定,在公共场合与出版业禁止使用库尔德语,禁止建立库尔德语学校,不允许公开庆祝库尔德节日、播放库尔德音乐、穿戴库尔德服装,库尔德婴儿必须起阿拉伯文名字,同时将库尔德村庄和城镇甚至当地商店的名字一律改成阿拉伯文名字。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重大打击,其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但同时也激起了库尔德人的族群忠诚及反抗精神。

三、叙利亚族群、教派、地域忠诚问题的特点

叙利亚族群、教派、地域忠诚问题十分复杂,并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如下特点:

(一)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和地域本身易于重叠,且与部落联系紧密

在看待叙利亚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时,需要注意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某些特殊族群、教派的地区性集中,一些部落团体经常也属于相同的族群或教派,而部落、族群的划分也常与宗教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族群、教派、地域甚至部落忠诚常常相互重合。针对这种情况,为避免在进行具体分析时混淆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必须仔细甄别在某一特殊情况下何种因素起主要作用。例如,阿拉维派是宗教上的少数派,但在族群上是属于多数派的阿拉伯人;而库尔德人在族群上是非阿拉伯人的少数族群,但在宗教信仰上却是属于多数派的逊尼派穆斯林。在研究他们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产生矛盾时,就必须辨别到底是何种因素起主要作用。

(二)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和地域团体有时也与社会经济阶层部分重叠

一个人可能同时是一个族群或教派的成员和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成员。然而,族群、教派与社会经济阶层类型的差异很大。一个社会经济阶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水平的社会阶层,其成员带有特殊的社会经济特征;而一个族群或教派经常由几个社会经济阶层构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可以进行垂直的分类。因此,一个社会经济阶层可以与几个族群或教派有横向交集。

一方面,由于一个族群、教派经常是由多种社会经济阶层构成的,因此族群的团结常常会阻碍阶级意识的增长;另一方面,当族群、教派差别与社会经济差别一致的时候,族群、教派忠诚又会催化阶级斗争,并通过族群、教派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在教派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城市的逊尼派与居住在农村的少数教派之间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与教派矛盾的总和。因此可以说,如果族群、教派或地域忠诚与社会经济阶层的忠诚相重叠,那么各因素所起的作用会相互补充、加强。

(三)军队对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影响至深

由于少数族群、教派大多集中在偏远山区、贫穷的农村,以农业为生,因此他们为改变命运从奥斯曼时期开始大批参军,军队中的拉帮结派加剧了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由于帝国兵员不足,开始从广大农村招募士兵。由于生活贫苦、文化程度低,生活在农村的少数族群、少数教派常常把当兵、上军校看作是脱离贫穷生活的唯一途径。而生活在大城市、条件优越、文化程度较高的逊尼派穆斯林则歧视当兵,除非孩子考不上学或被学校开除才会上军校,这客观上造成了少数族群及教派成员在军队里占绝大多数的形势。为了加强个人的权力,军队中的少数族群、教派成员继续提拔或举荐同一族群、教派甚至地域的人,这不仅为日后国家和军队由少数族群、教派控制的局面埋下了伏笔,也增强了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

综上所述,叙利亚的族群、教派、地域忠诚问题一直是影响叙利亚国内政治的重要问题。由于它的形成原因有地缘政治、族群教派的地域集中、伊斯兰逊尼派对其他族群和教派的态度、法国委任统治时期及复兴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因而是个复杂的历史性问题。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族群、教派和地域本身容易重叠,且与部落联系紧密;族群、教派和地域团体有时会与经济阶层部分重叠;军队对族群、教派、地域忠诚影响至深等。目前,叙利亚危机深重,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民族认同,国内族群、教派忠诚挑战国家认同,引起了民族国家的危机。因此,处理好族群、教派、地域忠诚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将是叙利亚国家重建的长期任务之一。
转自:上外中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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