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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玉博客---智者乐山 仁者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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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如何从“家乡”走向“远方”  

2016-08-03 15:11:08|  分类: 诗人诗歌欣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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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如何从“家乡”走向“远方”


2016年08月02日16:58   光明日报



 诗歌,这一文学皇冠上最古老而璀璨的明珠,在当代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境况。一面是大众偏见的横行,譬如“诗歌就是分行”“写诗是无病呻吟”等论调甚嚣尘上;一面是诗歌内部的分裂,学术话语与商业话语分庭抗礼,业内与大众水火不容。有人自说自话,有人以为噱头,有人不屑一顾,诗歌之处境尴尬若此。

  然而,不同于许多文艺种类在国际化浪潮下“走出去”的步履维艰,众说纷纭的中国诗歌,反而有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美誉。就在前不久,在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诗刊》等主办的“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上,海内外的100多位诗人、艺术家和专家学者会聚一堂。

  抛开了商业的浮躁,摒弃了论战的火气,诗人们回归诗歌本身,就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展开一场丰富而诗意充沛的言说。

 

  从民族性到世界性

  “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特别是他后天成长的经历,毫无疑问,在他的身上都会深深地打下他所属的族群和文化的烙印。”在诗歌周的开幕典礼上,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这样说道。

  在身为彝族诗人的吉狄马加看来,民族性始终是他创作的源泉和灵感,是那块“有歌、有巫术、有魔幻、有梦与现实相交融的土地”培育了他的文学品性。在一首名为《黑色狂想曲》的诗中,他写道:“让我的每一句话,每一支歌/都是这土地灵魂里最真实的回音。”

  如此鲜明的民族性表达并不是孤例。在诗歌的国际体系中,民族性(nationality)有时也被表述为地域性(locality)。出生于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诗人马尔科·卡沃斯,就把“根植在出生之地,有着特定的语言,以及由习惯和精神遗产塑造的皮肤”定义为地域性。他声称,唯有在地域性的维度中,他才“感到安全,甚至渴望”。

  地域性往往赋予一个诗人以强烈的地方性标识。即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譬如香港,就很强调诗歌的“在地抒情”的传统,即对于一个地方的记忆、想象、认同与歌咏。这对于地方性标识正寻求突破的内地诗歌而言,无疑是一个启发——与其让诗歌在宏大叙事中悬空,不如脚踏实地,为所在的土地歌咏。

  “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文学自身生态的变化和调整,无中心时代已经来临。地方诗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除根’过程,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孤独和无根的彷徨,正在于‘地方性知识’丧失过程中,我们无以归依的文化乡愁和精神故乡的日益远离。”诗人霍俊明说。

  因此,在不少诗人看来,地域性的重振将是当下诗歌必然经历的阶段。

  反观世界性。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世界性是一种剔除了民族性、地域性所余下的“普遍性”,但去除自我,盲目比附,常让这样的“普遍性”显得空洞无物。在诗人树才眼中,世界性不过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地域性”。“世界性指什么?我认为就是一个人的地球性,一个生命的人类性。”他认为,为自己而写,为民族而写,为世界而写,其实是一回事。

  把“他们”看作“我们”

  在当代文艺“走出去”的大背景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也经过了无数次的表述。

  曾经,固守地域性被认为是对世界性的抵抗;后来,我们又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然而在诗人杨黎看来,这两种说法事实上都蕴含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假设:即民族性和世界性是分割开并相互对立的。

  “我们不能把所谓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与这个世界的普遍性对立起来,那样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无疑是狭隘的、极端的。”对于这种对立的倾向,诗人吉狄马加表达了他的不赞成。杨黎也说,强调地域性与世界性的对抗,是一种世界破坏主义,其目的是反对现代性。

  可见,诗人对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理解,并不流于表面,而更多看到了概念背后的创作实际。在克罗地亚诗人达米尔·索丹看来,正是因为诗歌源于个性,所以它始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对普遍性的亲和力。吉狄马加则表示,只有当诗人的作品深刻地表达了内心独一无二的感受,并通过翻译为读者所接受,他的诗歌才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

  在此方面,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诗人都无一例外地,将“个性”与“共性”这对貌似对立的概念放到了天平的同一端。这源于背后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即诗歌永远是“自我”表达,而“自我”正是全人类沟通的“通用货币”。

  毫无疑问,“民族性”的本质就是自我书写,这也是诗歌的本质。所谓“世界性”,不过是从“小我”扩大为“大我”——无论如何,依然是“我”。相对于全盘否定的“无我”和空谈概念的“超我”,诗歌的感染力唯有建立在“有我”之上,才能表现人的真实情感和内心经验,进而触动整个世界。

  “我是诗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人。我为自己而写,也为人类而写。”在谈及“小我”与“大我”关系之时,树才以一种诗意化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感受。这段简短的宣言未曾言明的一点是——中国诗歌要想走出去,唯有把外界的“他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的“我们”,才能真正与世界融为一体,发出具有“世界性”的声音。

  人是最终的标尺

  为“我”书写也好,为“我们”书写也好,诗歌创作都不是口号和理念,而是人本身。对此,本届诗歌周的组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有他独到的理解。

  “相比于概念,我更关心的是人。”阿来认为,民族性不是刻意为之,只要忠实地写人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心理感受,自然就会有民族性,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活在文化的浸润中。小说是这样,诗歌也同样如此。

  在丹麦诗人尼尔斯·弗兰克看来,诗歌的目的在于人与人心灵的沟通与对话,其基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情感。他以一首被翻译过的中国明清时期的无名诗为例:

  “我心非心,我心已死,可要抛弃一个孩子,如何忍心!

  噢!扬子江的水啊!请慢点,再慢点!不要冲击那些岩石”

  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因无力保护女婴,而不得不弃之入河的悲恸。“显然,这些情感人人都有,不仅亚洲女人有,全天下女人都有。”尼尔斯说,“诗歌是人类感情的共同语言,这也解释了为何世界各地的诗人比普通人更能理解彼此。”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成为诗歌的最终标尺,也是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最终标尺。

  人作为标尺的意义不仅在于创作,也在于阅读和接受。作为“非非”诗派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尚仲敏说,即使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也不能写出来只给自己一个人看,他需要读者和知音,而且越多越好。“那些没有读者的诗,注定是‘坏诗’。所以,好诗人和好诗的最起码的标准就是:让人看懂。”

  这对于所有即将从故乡出发、向着“诗和远方”前行的诗人而言,也许是一个最简单却又最深刻的道理。(文/鲁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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